大麻明明属于违法，整个国家却到处弥漫着它的气味。
没错，持有这种气味刺鼻的毒品至今仍属严重违法。按纸面规定，这一罪行最高可判处五年监禁，外加不设上限的罚款。
可如果你以为这些法律真被执行了，那你一定是在开玩笑。即便是试图执法的警察也发现，自己的努力最终往往以“庭外处置”收场，也就是把违法者放了。一般而言，警员们懒得在一桩法院根本不在乎的罪行上浪费时间和精力。
《每日邮报》轻松就找到了佐证。在米德尔斯堡，我们看到一名年轻女子在众目睽睽、路人漠然之下，镇定地卷着大麻烟，丝毫不担心被捕或受罚。
在伯明翰，我们遇到一名男子在火车上卷大麻烟，而旁边的警察却视而不见。其他乘客看着这一切，却无一人出手。谁又能责怪他们呢？这种毒品“温和”“无害”的名声，正迅速变得站不住脚。
出手干预不仅无用，还可能招致危险。在毒品合法的纽约（但禁止在火车上吸食），已有通勤者因为斥责吸大麻的人而被刺伤。
这种暴力在英国同样并非遥不可及。英国作家罗斯·格兰杰花了数年时间，搜集全国各地由大麻使用者犯下的骇人暴力案件，编成了一本触目惊心的书《袭击者吸食大麻》。他指出：“在英国，禁止持有大麻的法律几乎形同虚设。”至于原因，他认为“‘大麻产业’这个游说集团，和‘烟草巨头’一样真实而阴险”。
不断有人发起运动，试图放宽大麻法律，背后常有亿万富翁撑腰，他们声称大麻安全、温和又有益健康。但那些放宽了法律的社会，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而在英国，我们仍执迷不悟，连种种迹象都不愿正视。
例如，很少有人报道，杀害士兵李·里格比的凶手是长期大麻使用者；也没多少人提及，疯狂杀手瓦尔多·卡洛凯恩在诺丁汉的住所，据邻居说“臭得全是大麻味”。
在美国，人们的疑虑与日俱增。前《纽约时报》记者亚历克斯·贝伦森讲述了与妻子杰基的一段对话，令他彻底改变了看法。杰基是一名精神科医生，曾在一所阴森的精神病院工作——那是美国版的布罗德莫医院，名叫中哈德逊法医精神病中心，从外面看像一座带铁丝网的监狱。贝伦森解释说：“那里关满了有犯罪倾向的精神病患者——那些因精神失常而被判无罪的被告。许多病人是杀人犯和纵火犯，至少有一个是食人者。大多数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，正是这些疾病促使他们对家人或陌生人施暴。”
贝伦森描述了那次决定性的对话：“几年前，杰基跟我讲起一位病人。她随口说了句——‘当然，他一辈子都在抽大麻。’‘当然？’我说。‘是的，他们都抽。’而她说的并不是烟草。”
贝伦森随后写下了《告诉你的孩子》一书，抨击过去15年席卷北美的大麻合法化浪潮。种种迹象表明，那里的风向正在转变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种无法回避的怀疑：这种毒品让许多使用者患上了危险的精神疾病。
就连2014年支持合法化的极左翼《纽约时报》，如今也因大麻大规模使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而开始后退。今年2月，该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称：“是时候让美国承认，它有大麻问题了。”
与此同时，同样立场偏自由的《华盛顿邮报》报道称，葡萄牙2001年将大麻及其他毒品去罪化的实验已经崩塌。多年来，这一实验被吹捧为“放松管制也没问题”的明证，但如今该国犯罪率飙升，街头陷入肮脏破败，警方将其归咎于毒品使用。
而在英国，大多数媒体和政客仍沉浸在大麻去罪化的“嬉皮士之梦”里。就连奈杰尔·法拉奇也公开把玩过这个荒唐的念头。还有那些“医用大麻”的鼓吹者，大肆吹嘘这种毒品治疗疾病或疼痛的神奇功效。这一直都是一场蓄意的欺骗。
美国大麻运动的大宗师基思·斯特鲁普在1979年的一次采访中承认，他打算把“医用大麻”当作一个“障眼法”，好给这种毒品博个好名声。这想必是史上最大的障眼法，因为它无比灵验。
即便那些说法属实，也还有一个小问题——任何吸食它的人，都很可能最终落得终生严重精神疾病。这可是相当严重的副作用。明知有这种危险，监管机构真的能允许它被使用吗？
直到不久之前，流行舆论还假装大麻使用者面对的是严厉乃至残酷的禁令。可如今，大麻大概比全脂牛奶还容易买到，在大学校园里尤其如此。任何一个长了眼睛、有鼻子能闻的正常人，如今都承认这种毒品的使用广泛而无人管束。
遏制供应的努力一如既往地失败了。截至今年3月的一年里，近200吨进口大麻（大多来自美国）在运往英国的途中被查获。这大概只是实际流入量中极小的一部分。与此同时，大麻种植场——或许是英国农业中最赚钱的行业——遍地开花，由犯罪团伙经营，非法移民则充当奴工。
这些种植场可不像乡村肥皂剧《阿彻一家》或《埃默代尔》里的农场。它们占据着郊区的住宅、废弃的店铺和仓库，很可能就在你家附近。它们用偷来的电力供暖照明，完全不受税收和监管约束。
具体数字含糊不清，但很可能每年有数百个被查获，而数千个仍未被发现。《每日邮报》的汤姆·凯利近日报道称，已知至少有450个阿尔巴尼亚大麻种植场在全英范围内运作。
无人怀疑还有更多未被查获。它们带来了非法移民充当劳力，也带来了凶残的犯罪行为，以把竞争者排挤出自己的地盘。
这让我怀念起不久前的那些日子——当时像前《泰晤士报》主编西蒙·詹金斯爵士这样的自由派活动人士，还会声称针对这种毒品的法律被执行得很严格。早在1997年，他就说大麻法“让比其他任何法案都多的年轻人进了监狱、走上犯罪道路”。2000年，他说：“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，仅仅因为使用一种多数人认为本该合法的东西而被定罪。”
这话对吗？即便在当时，被起诉的罪行数量相较实际发生的数量也微乎其微，而警方对持有大麻的反应往往是能不理会就不理会。很难找到任何因单纯持有大麻而被送进监狱的例子。
十几年前，我常参加大学校园里关于这个话题的许多辩论。我总会请在场所有吸过大麻的人举手。结果几乎毫无例外，几乎人人都举了手。他们不怕承认，也不怕当众承认。他们显然不惧法律。早在1994年，伦敦警察厅飞虎队前负责人约翰·奥康纳就说过：“大麻成为事实上去罪化的毒品，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。”正如我们将看到的，执法几十年来一直在不断弱化。
这最终导致警察自己“造法”，推出了一套名为“大麻警告”的程序——既不记录在案，对当事人也毫无影响。如今他们越来越连这个都懒得做，而且很可能很快就会被取消。
截至2025年3月的一年里，英格兰和威尔士警方记录在案的持有大麻罪行有95274起——考虑到实际发生的此类罪行数以百万计，这个数字荒谬可笑。其中被起诉的不到17%，略超半数以所谓的“社区调解”（也就是“打手心”）了结，还有大量案件以各种理由直接结案。
随着真相逐渐清晰，主张放宽的人悄悄改了口风。当事实和那股气味都表明“严刑峻法”的说法纯属胡扯时，我们被告知：“现在做什么都晚了，干脆彻底认输吧。”
2018年，号称保守派的威廉·黑格在一家全国性报纸上写道：“就大麻而言，这场战争已经彻底且不可逆转地失败了。认为国家能把这种毒品赶出街头、赶出人们生活的想法，简直是痴人说梦……这场仗实际上已经打完了。”
这话并不属实。日本和韩国仍在执行禁止持有大麻的法律，因此大麻使用率要低得多。在日本，一位名人若被查获持有大麻，通常还得承受公众的羞辱和事业的损失，这一点和英国不同。主张去罪化的人，真的不想知道这些，就像他们也不想承认，这个国家直到1960年代末，也曾有严厉的反大麻法律并加以执行。正是那时起，权势集团发起了一场削弱、最终摧毁英国大麻法律的强大运动。
1967年7月24日，《泰晤士报》上一整版广告让建制派中的许多人神魂颠倒——这则广告由披头士乐队四人全额出资并署名，还有小说家格雷厄姆·格林、广播员戴维·丁布尔比以及多位神职人员、精神病学家和艺术家。它不实地宣称：“禁止大麻的法律在原则上有悖道德，在实践上行不通。”
不久后，由自由派女强人芭芭拉·伍顿撰写的一份政府报告，或多或少为这场运动撑了腰。1971年，保守党籍内政大臣雷吉·莫德林推动通过了一项巧妙而具欺骗性的立法，自此之后，持有大麻在英格兰法律中获得了特殊地位。这种特殊地位，被另一位看似古板、实则相当软弱的保守党人黑尔舍姆勋爵公开承认。1973年10月，身为大法官的他敦促英格兰的治安法官对大麻吸食者手下留情。
他说：“‘软性毒品’的使用者应当……受到‘恰如其分的宽大’对待。”而他们确实受到了越来越慷慨的宽大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家乡的街道如今气味如此。当时少数反对者之一，是记者兼广播员马尔科姆·马格里奇，他说这一切都曾发生过。1920年代他在开罗教书时，亲眼目睹了当时被称为“哈希什”的东西被大规模使用所造成的可怕后果。他把受毒品影响的学生形容为“麻木呆滞、无法学习、思考或言语的僵尸”后说，1920年代的埃及，没人会声称大麻无害。事实上，正是埃及政府对这种毒品影响的担忧，促使国际联盟在1924年将大麻列入禁用名单——这也是时至今日联合国国际禁毒法的基础。
马格里奇1968年讥讽道，他足足等了40年，才听到“大麻无害”的说法——而且这说法不仅出自“疯子与狂热的自由意志论者”，还出自“受人尊敬的公民、神职人员、所谓的科学研究者，以及其他表面上有见识、开明的人士”。
他把1960年代推动大麻合法化的举动，称为“我们生活方式核心处那种死亡欲望”的例证。
如今，还会有人想说他是错的、主张合法化的人是对的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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